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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个人读他,多一份温情与敬意

发布日期:2022-04-11 11:16    点击次数:54

  

一提起钱穆,很多读者想到“温情与敬意”“一生为故国招魂”。

杨照深受钱穆影响,在他看来,为故国招魂,是钱穆一生的志业。“钱穆的保守不是倒退,他是非常严谨的史学家,这是他最主要的学术和生命的认同。”

那什么是“故国”?如何理解钱穆的“保守”?今天看待中国历史、看待中国文化,到底要继承什么?....这些正是杨照在看理想最新节目《温情与敬意:钱穆学思总览80讲》所要解读和回答的,今天的文章,即选自这档节目。

这档节目的编辑说:“这大概是写介绍文字最长也最纠结的一档节目”,“想让人知道,钱穆不保守。想让人知道,他爱‘故国’极深。想让人知道,他不为潮流裹挟的珍贵。想让人知道,他那些振聋发聩的提醒。想让人知道,他守死善道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所在。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共勉,共读,共听,共思。”

钱穆的著作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宝库

钱穆是在1895年出生的,也就是清朝遭受了重大的挫败、跟日本签下了极度屈辱的《马关条约》的那一年。

在钱穆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取得正式的现代学历,他正式学校教育的历程,只到了常州府中学堂以及钟英中学肄业。而他之所以没有拿到正式的中学毕业证书,那又是因为遇到了武昌起义革命。

在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那个时候钱穆虚岁18,实际年龄只有17岁,就到乡间中学去任教。然后从小学而高等小学而师范学校而中学,他一路当教员。但是在这段时间当中,他真的是勤勉自学,从而有了学问和思想上很奇特的转折经历。

最早延续着科举旧规,他学的是写作文,然后从八股文进而改学古文,这当然已经算是进了一步。然后,又转而对于理学发生了非常高度的兴趣。接下来,又受到了后来新的国学潮流的影响,转到了历史的研究。

最特别的是,钱穆走了一条,几乎是不可能、让人很难想象的自学之路。因为他自学学的是什么呢——在没有家世,也没有方便利用的图书馆藏书的情况底下,他竟然去钻研历史考据,而且打下了无可动摇的极度扎实的基础。这就成为他后来能够自我主张,以及能够和别人辩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依据。

是的,我们不要忘了,钱穆在历史、在文化、在传统的看法上,他的立场跟主张都非常的强烈。

他的个性很拗,不轻易跟随着潮流。例如说年轻的时候,他就不认为教中学一定比教小学好,他曾经自愿用别人的看法里面是倒退回去,已经教到中学,竟然又换到小学去当老师。

年纪稍长一点,他也没有被别人眼中的学问名声给必然折服。例如说读到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他就觉得《古史辨》里面的各种不同历史的论断,基础不稳固,经不起考据的检验。所以他从《古史辨》的对面方,去铺陈了非常完整的考据,而写了《先秦诸子系年》来挑战当时的学术大明星顾颉刚。

再来,看到了梁启超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不同意,他也不会考虑到这是梁启超——他就自己在学校里面刻意地开了同样名称的课,这是直接冲着梁启超来的,这在那个时代简直令人咋舌。而且他还把在学校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讲义出版,那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就跟梁启超的著作同名,也叫《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在北大,他被派去教历史系的通史课,他不同意这个做法,他也就大喇喇地直接对着课堂上的学生说,我虽然来教,但我认为这样教通史是错的。我也不知道前面的人讲什么,我更不可能我也没办法预期后面的人怎么教历史,历史前后不搭,这到底算什么“通”史?所以他就主张通史应该要由一个人教,而且由谁来教?我自己来教。

因为他的这种态度才不只是改变了北大,乃至于改变了后来在国民政府,从大陆一直到台湾,关于中国通史这一门课的看法、观念,还有教法。另外更重要的是,也才会有他后来所写出来的《国史大纲》。

到了晚年,钱穆双眼几乎都看不到了,也就使得他没有办法继续研究工作。但是即使是那样的状况底下,他仍然目盲心不盲,还是勤于著述。因为他前面实在累积很深,他并不是一个后来高度分工之后的学院的产物,所以他的涉猎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方面非常非常地广。

广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写过《古代山居考》。“山居考”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概念,或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其实这已经牵涉到史前史。我们今天要研究史前史,这就是考古的范围。不过钱穆他没有考古学(的学习经历),他不是从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探究,他是从古文字学(出发),独树一帜。所以他的历史虽然都是在文字的史料上面进行研究,也能够用这种方式独出心裁,把时间一直推到史前史。他的历史研究或历史论断的下限就秉持着通识的进程,一直延续到当代。

在那么样漫长的历史的实践当中,他先秦部分有《先秦诸子系年》,在北大他是秦汉史的老师;后来在宋明理学一直到清朝的思想史,那又是他铁打的专业;还有在他的晚年,写了那么厚厚一本的《朱子新学案》,对于不只是朱子朱熹这个人,乃至于环绕着朱子的所有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极度完整、简直是无法超越的整理。

理想国·钱穆作品(第一批八种)

钱穆所有的这些著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宝库。这套节目《温情与敬意:钱穆学思总览80讲》,就是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进入庞大宝库,去让你自行选取宝藏的路线指引。因为钱穆的这些书,大家大部分都还可以找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宝库你不但可以进得去,你还可以自己把里面你有兴趣,你所想要的宝物可以拿得出来。

钱穆的保守不是倒退

钱穆的学问常常会被称之为是民族史学,或者他会被归为民族文化派,有的时候他也会被纳入在新儒家当中,不管是哪一种名称,大家想到钱穆,他就是一个保守派。

钱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态度、情感,来自于他所处的时代。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举世滔滔而且汹汹,都是追求新鲜,追求西化的力量。那个时候追求新鲜,追求西化才是主流,可是主流用这种方式快速地摧毁了当时人他们原来的既有的生活的方式,因而也就刺激出少数对抗潮流的那样一种激化的态度。

少数对抗潮流的人用什么方式?往往就表现为对中国的夸大、神话,认为中国是如此的好,比西方好100倍。过去中国传统曾经存在过的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你用这种方式去进行对中国传统的维护或者是辩护,结果产生的是反效果,让当时的年轻一辈,他们反而更加的看不起中国。

但钱穆就不是这样,钱穆的学问和思想是来自于他非常坚实的研究跟考据,也就是他确确实实的知道中国的过去到底长什么样子,因而他可以扎扎实实地对其中的这些中国的成分,中国的元素予以肯定,在这中间就有温情,就有敬意。但是也请大家注意,这里没有虚伪,绝对没有夸饰。

来自我个人的一个偏见,像当时这一些所有的保守主义的学术学者他们全部加在一起,他们在中国历史跟中国文化上的创见比不上钱穆一个人。

所以关于钱穆作为一个保守派的史学家,我想要强调几点:

第一,钱穆的保守绝对不是倒退,所谓倒退那就是主张说,用历史来帮助现在的变化发展。的确有人这样看,这样主张,一直到今天都有,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今天的中国人就应该要一直保持着那个样子。

让我们不要忘了,钱穆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这是他最主要的学术和生命的认同。他专注研究历史的变化,才能够让他变成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历史学的最根本就是去记录以及去解释变化。钱穆在这上面,他绝对是杰出、了不起的史学的实践者。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会预期他心目中有一种“本质”的中国,如果要找这样的一种中国来规范来限制现在当代的话,我请问你,那是周代的中国吗?还是唐代的中国,还是宋代的中国?如果你以为周代、唐代、宋代的中国是同样一个中国,都长得一样,很明显,你没有读过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把中国都当作是同质性的、都是一样的,周代、唐代、宋代的中国可以一视同仁的话,钱穆就不需要去写《国史大纲》了。

钱穆开创的史学传统

钱穆本来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其实是个靠着他的开创性,而且非常非常多大胆的论断,他才把那个民族史学的这样的一个保守主义的立场能够吸引这么多人。

我经常说,其实很多值得我们认识的人一定都有他的矛盾的地方。我也会讲钱穆矛盾的部分,就是他基本上他的那个原创性被包装在一个看起来好像很老旧,然后把中国传统用一种老的方式来保留的那样的一个态度底下,这两者形成非常强烈的一个冲突。

举一个例子来说,最简单一件事,本来在这个“打倒孔家店”,然后这个礼教被用这种方式完完全全、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的情况下,不要说是儒家,尤其是儒家当中被认为是这种僵化礼教的最重要的起源,那就是“理学”,它还有被继承的可能性或被继承的价值。

可是钱穆,以及包括这些新儒家的这些知识分子们,他们要重新评价宋明理学。然后当然钱穆讲的从他的那个《宋明理学概述》到后来《朱子新学案》,那太了不起了,他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学统。

这个学统就是学术的传统,让你知道说如果你就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宋明理学丢到垃圾桶里去的话,你会损失多少?还有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我们来看中国历史、看中国文明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会是残破的中国文化跟中国历史,那和真实的状态会有多大的差距?所以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提问。

那钱穆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想用这种方式来归纳表达。

第一,美好的东西,不应该因为它是旧的不是新的,我们就忽略它的美好;

第二,美好的东西,不应该只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就否定它是美好的;

第三,美好的东西,不应该只因为从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我们就不认识、不能够体会它的美好。

为故国招魂,作为一种志业

1990年钱穆95岁去世,对于他来说,在他一生当中对他的学术思想最为亲近的门生弟子余英时连续写了两篇追悼的文字。有一篇比较是个人回忆,从感情上的角度来回忆老师钱穆,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犹记风吹水上鳞》。

另外一篇,则是余英时自己表明是要让读者可以比较简单的扼要地了解钱先生的学术精神,所以那篇文章的性质比较严肃、比较认真,标题叫做《一生为故国招魂》。这个标题下得非常准确,也的确非常扼要,就从七个字当中,让我们可以体会钱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的重点。

如果我们换从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钱穆的一生其实大家要知道,他并没有得到稳定的生活的保障,他并不是在大学里面谋得了一个教书、做研究,固定的工作,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读书,一直做研究,一直教书,一直写书,他不是的。刚刚提到了他17岁还没有满18岁,他就去教小学,接着教中学,接着教大学。随着近代中国那样一种历史上大时代的动荡,在抗日战争当中,他随着西南联大避居到西南。

内战之后,他先是流落到了香港,在香港辛苦创办经营新亚书院,而余英时也就是钱穆在新亚书院最早的学生。所以在钱穆的回忆文章当中,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时新亚书院是如何惨淡经营,学校不到20个学生,而且经常经费没有着落,甚至连学校校舍跟教室,都不是那么样固定那么样安稳的处所。

在《犹记风吹水上鳞》这篇文章当中,余英时有这样的一段回忆,那就是关于在香港的时候的钱穆。他说,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这个时候老师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就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的吗?老师怎么告诉学生他需要什么呢?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所以余英时就去商务印书馆给老师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整个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在这么多年之后,余英时仍然记得这个场景,而这个场景也的确就充分的显现出来,一来是钱穆在那样一个颠沛流离的情况底下他的生活,还有另外那就是他的精神,颠沛在于斯,再怎么样犯了胃溃疡,整个书院里面只剩下一个人,躺在教室里面养病,他脑袋里面想的仍然是中国传统,传统学问、传统历史以及他所要做的研究。

一直到1967年他已经超过了70岁,钱穆又从香港迁居到台北,这样的一生在各种不同的动荡当中度过。但是他却始终专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这一份意志之坚定,真的令人惊讶。

这是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做什么样的事情呢?钱穆告诉我们,为故国招魂。

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故国。

故国当然指的是中国,但故国特别凸显的那就不是现实的中国,而是过去的,主要是存留在旧书籍里面的那个中国。一般我们认定的历史中国。在这个意义上,钱穆最主要的身份当然是一位历史学者。但是大家要知道他研究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却有非常不一样的态度。

容我再说一次,钱穆研究历史是志业而不是他的职业。作为职业研究历史这件事情,只有在很短的时期,主要是任职于北大和西南联大这两段时间,提供了钱穆生活的温饱。其他时间他教书,他办新亚书院,甚至到后来他到台北素书楼里讲课,老实说他都大可不必研究中国历史。小学教书就只需要教那几篇文章,研究什么中国历史?甚至到了在新亚办书院,好好地去找钱,好好地来招生,好好地来管,好好地来教,好好地来招募教员,这也都和研究中国历史没有必然的关系。

在素书楼讲课,已经到了这种年纪了,学生来听你讲讲《易经》,讲讲《史记》,讲讲不一样的典籍,哪需要自己继续辛勤的去做中国历史的研究呢?

我们对照来看,今天许多在学院里的历史教授,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特别凸显钱穆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因为职业而研究中国历史。其次,中国历史对钱穆来说,那就不是一个身外的知识,不是死的固定的客观的外物,而是他自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更进一步的他主张,那是中国人集体自我生命的其中的一部分。

意思是说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从中国历史里面所挖掘出来所整理出来的知识,会明白地、直接地影响钱穆他如何作为一个人而活着。

故国,不止指的是过去的那个国,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国。因为是自己的根源来历,所以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钱穆一直保持着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

这是他的“故国”

亦是你我的“来历”

这个问题意识第一层是,要弄清楚当前现实的中国,你可以不明白中国的过去吗?如果不明白中国的过去,你所看到你所刻画出来的当前现实的中国准确吗?

更进一步第二层,如果我们要评断当前中国的是非好坏,你有可能离开中国的来历吗?这里更进一步就牵涉到我们看待当下现实的眼光跟标准。

我们这样比拟,比如说对于一个陌生人,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认识交接的公众人物,我们看到他在新闻上面,在大家的闲话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八卦,说他做了什么样事情,干了什么样的坏事,用什么样的方式害了什么样的人。

那个时候讲起来口沫横飞,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评断。而且我们对我们的评断有一种自信,而且我们就用这种评断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很容易你就能够想象,如果今天换做是这个人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家人,他们了解他的性格,了解他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从他的角度,来龙去脉,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的过程。这个时候他们来解释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必然就产生了另外的一种评断。

更进一步的,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经历过每一个过程,你的思考、你的挣扎、你的犹豫、你的决断,决断了之后,你的愧疚、你的责任,更进一步你必须承担所有这些带来的负面的坏的伤害的后果。如果这就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当然你会有不同的评断。

所以钱穆特别提醒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态度。那就是如果我们把中国当做是自己的国,这是故国,这是我们的来历。如果你了解了自己的来历,这个时候你必然就会用不一样的标准,来评断当下现实你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文化。

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跟理解,一来,一直把过去的中国跟现在中国断开来,分开处理。二来,没有从源头一步一步地去推演到底今天的这个中国是怎么来的。我们对于当下现实的处境,不只是绝对不会有准确的掌握和理解,更重要的也是更糟糕的,我们一定不会有真正能够对我们有帮助的这种评断,我们对现实的评断就会流于武断。

我们这么急着下这种评断,经常误判就会带来错误,乃至于带来灾难。这我们可以不用思考吗?至少钱穆用他一生的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一套大问题,并且努力地提出他从历史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知识跟智慧,提供大家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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